摘自《文史哲》，作者：马俊亚，
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：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
20世纪40年代中期，据苏北土地工作者调查，“地主对佃户的妻女，可以随意、。……甚至有若干地区如宿迁北部，还保留‘初夜权’制度，佃户娶妻，首先要让地主睏过，然后可以”。
世界各地的初夜权叙述，绝大多数存在于文学作品或口头传说中①，缺乏过硬的史料②。苏鲁地区的初夜权资料则极为丰富可靠，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。苏北涟水籍的严中平先生生前多次指出，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差别极大，苏北就存在着初夜权的现象③。应该说，这一现象源于苏北特殊的社会结构。
性的不平等是由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决定的(57)。近代苏鲁乡村严重分化，大地主是极为强势的利益集团，他们几乎占据所有的、军事、经济等各种社会资源，把乡村社会变成了自己的王国，视普通平民为农奴。而平民群体不但在经济上被殆尽，而且连基本的也从未拥有过。这是初夜权这种恶俗得以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性土壤。
一般认为，中国近代各阶层构成了一个形的社会结构。占地500亩以上的大地主约32万人，小地主200万人;自耕农1.2亿，其中有“余钱剩米”者达1200万人;半自耕农和贫农约1.5亿—1.7亿人(58)。与此估计不同，近来的研究表明：土改前，宿迁、沭阳、淮阴、邳县、新沂等县的富农数量不但远少于中农、贫农，而且远少于地主!富农数量仅相当于地主的66%，事实上，中产者的数量最少。近代苏北社会系由少数极富者和绝大多数极贫者构成的哑铃型结构(59)。
鲁南与苏北差堪相似。据1943年统计，莒南、赣榆(时属山东滨海专署)3个区13个典型村中，“地主”人数最少，户均占地仅50.50亩(60)。应该说，除去个别占地特别大的地主，鲁南一般地主户均占地面积显然不足50亩，而山东全省有3个县农民户均占地超过了50亩(61)。也就是说，鲁南的不少“地主”占地不到山东许多地区的一般农民占地的平均数。苏北土改时富农户均被的土地为56.3亩(62)，实际占地数不会少于60亩。即使占地达60亩的农户，“生活仍很困难”(63)。因此，鲁南的“地主”充其量相当于苏北的富农，是各阶层中人数最少的。鲁南同样缺乏中产者。近年来，有学者强调：“99%的地主占地充其量也就在人均10亩上下。”(64)但不论近代鲁南还是苏北，乡村大地主占地数量均极为惊人。唐守中在铜山、沛县、滕县、峄县等处占地数百万亩(65)。鲁南窦家拥有土地8万亩(66)。峄县王海槎、鲍大安分别占地7万和10余万亩(67)。鲁南的社会实态是“地主占优势。富者田连阡陌，地以顷计，贫者纵有土地，亦渐荒芜，地主操有经济，以为支持……横占土地，鱼肉人民。非特中贫农不能上升，富农多数降为佃户”(68)。这说明社会一直处于两极分化之中。
嘉庆、道光年间(1796—1850)，沭阳程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(69)，被誉为“江苏第一家”(70)。苏北陈、杨两氏各占田40万与30万亩，而占田4万至7万亩的地主“为数不知凡几”(71)。年间，地主占地的势头不减反增。1929年，徐海特委报告：“东海、宿迁、邳县、泗州等处，则地主土地，有二十万亩以上、十万亩以上的，几千亩以上的非常之多。”(72)睢宁有地主占田10万多亩(73)。萧县“大官僚地主”段氏在徐州占地，方圆达几十里;仅在萧县即有18个庄园(74)。据学者调查，邳县、阜宁、灌云等县均有占田五六万亩的地主(75)。宿迁极乐庵及下院占地20万多亩(76)。大地主谢应恭有田数十万亩(77)。据国民地政学院抽查的苏、浙、皖、赣、湘、鄂、冀、晋、豫、陕、闽大地主情况比较，江苏省的地主占地数量最大(78)。
当然，大地产本身并非原罪。大地产形成过程中所表现的社会不公，才是值得的。苏鲁地区的大地主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土地所有者，他们的主要成分是国家的军政人员(79)，是国家各种恩宠的独占者，他们掌握国家赋予的各种。国民内政部地政司司长郑震宇认为：“官绅世家较多的地方，土地分配易于集中。”(80)陈翰笙指出，苏北“大部地主，都以为职业”。苏北一带，身兼军政职位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57.28%(81)。像唐守中，乃沛县团练首领(82)。年间，海州镇守使白宝山，“占有海州多数盐田官田”(83)。其他大地主也多有军政方面的背景(84)。沭阳王洪章任官田游击队长，原有地百余亩，通过，增加到560亩(85)。灌云县大地主徐继泰，原任常备第二旅长，占地20余顷。团长蒲开喜，在短时间里占地300余顷，“这里包括了、各种方式的”(86)。阜东圩寨寨主顾豹成，其弟乃阜宁县长兼保安团长，本人则是悍匪，占有土地四五千亩(87)。
山东莒南县大店、筵宾、沟头的地主，“大都做过官”。庄陔兰曾任清翰林院编修，议会会长，庄德孚原系举人，庄明远曾任军队的军长等职(88)。临沭甄家沟地主甄安乐担任乡长，占地7000余亩。“他们是这一带的土。”(89)1930年后，韩复榘实行军垦，没有所有权的土地全部，连排长每人分得1顷，士兵50亩，连长以上无(90)。造成有权者大肆土地的局面。
近代苏鲁乡村普遍军事化，大地主全部拥有强大的武装，更强化了强势集团的，使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土。
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祝家庄”，到《施公案》中的“殷家堡”等，苏鲁地区早就出现了圩寨。捻军战乱发生后，苏鲁乡村全面圩寨化。圩寨的寨主通常是当地最大的地主。如沭阳地区，有学者指出：“都像部落式的各个土圩子分成了村庄，等级森严[的]一个庄主，都是这庄的首富地主。一般农民都是仰仗着他们的。”(91)新四军领导人同样意识到长江南北地主之间的区别。管文蔚写道：“苏北的地主与江南的地主有很大的不同。苏北的地主主要靠土地剥削生活，终日闲在家里享清福，不事劳动，婢女成群。出门收租时，保镖人员，前护后拥，完全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景象。”(92)黄克诚回忆：苏北盐阜地区“地主本身有武装。大地主住地周围住着他的佃户，有点像封建时代的庄园一样”(93)。
苏北圩寨类似“小小部落”，经济是“自足”型的。大地主本质上是暴富的小农，这些利用致富的利益集团，是建立在对平民的超经济的基础之上的，他们没有任何公识，没有社会责任感。苏北圩寨中尽管没有法庭，但作为寨主的地主可以处理任何纠纷，可以随意平民。是以卜凯(J. L. Buck)指出：“北江苏宿迁那些居留的地主，使我们想起欧洲诸国古代的封建主。”当然，这种情形并不限于宿迁，整个苏北地区差堪相似(94)。
郑震宇认为：官僚地主较多的地区“自然要使佃耕制度盛行”(95)。光绪前期，江苏北部除沿江30英里内，自耕农很少，农民自耕地仅占全部耕地的20%—30%(96)。据国民所作的调查，20世纪30年代，峄县的自耕农仅占2.6%，佃农占24.1%，半自耕农占51.9%，雇农为21.4%(97)。苏鲁社会截然为极富与极贫两个阶层。郑震宇指出，上下阶层之间地位悬殊，使得上层“对于农民，可以颐指气使，奴隶待之”。江苏江北各县“大都是地主与农民身份悬殊的地方，也都是业佃关系最恶劣的地方”(98)。
处于社会下层的佃农，从未获得过近代意义上的。他们根本无力抵御作为强势集团的大地主的。学者指出，苏北农民，“对于一般的地主、老爷们，总是的。他们能毫无理由的、的、很明显的地主和劣绅的，他们能甘心受地主和劣绅的”(99)。这与《费加罗的婚礼》中为了取消初夜权而与伯爵勇敢斗争的仆人费加罗的形象判若云泥。
蓝渭滨主办的刊物称沭阳地区，“一般无智识的农民，差不多一无所知，只有惟命是从的特殊现象”(100)。据《中外经济周刊》1927年的调查，东海、沭阳、灌云地区佃户与田主所订的契约，“须声明永远服从田主指挥”(101)。1928年徐海蚌特委报告，海州等地的农民、盐民，看见地主均要叩头，“地主对于农民任意，有生杀之权”(102)。据民政厅长对峄县的视察，“地主对于佃农极其苛刻，每届农忙，不出男差即出女差。佃农只得放下犁锄去为地主佣工，无论时日，多不给工资”(103)。
中世纪欧洲的初夜权通常以法律形式加以。孟德斯鸠写道：罗马窝尔西年人地区的法律，“使脱离奴籍的人取得对于同民结婚的少女的初夜权”(104)。恩格斯写道：在卡斯蒂利亚，直到1486年天主斐迪南作出裁决，才废除了初夜权(105)。法国作品《夜深沉》中，巴朗森对弗朗西斯说：“您是不是要向我承认，您常常去对我们的佃妇施行初夜权?这可是已被1789年的连同其他废除了的。”(106)
苏鲁地区的初夜权不见于法律。事实上，在近代苏鲁乡村社会中，法律的影响力极小，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个势。
初夜权并非苏鲁乡村孤立的怪俗异习，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畸变所造成的强势集团人格裂变的必然结果。巨大、缺乏程式化监督的田主，是不可能成为“”地主的，他们利用国家的，肆意对平民进行惨无的。因此，相对这一利益集团的其他，初夜权竟成了相对“”的行为。
在苏北，地主的名字，是平民必须避讳的。沭阳十字耿卓如，其父拥有二三十顷地，佃户见了他要喊“我三太爷”，如不带“我”字，耿就会将人痛骂一顿(107)。灌云李集杜养禾，家有100多顷土地，1939年冬，鱼牢庄富农张鸿如无意说了“杜养禾”三个字，杜知道后派出一连兵丁到张家，将张，搜走全部衣物及枪5支，把张关入，张多方行贿才予(108)。
在地主面前，佃户没有任何人格。1940年，涟水县葛沟区佃户王四在地主郑介仁田里割草，郑诬王割苜蓿，将王捆起跪在门前，用“毛厕括屁棒”括嘴。佃户马如祥因缺差一次，地主赵某见他正做饭，“用屎粪勺放里去搅”(109)。涟水塘西区地主井瑞五，佃户替他家挑水，不能换肩，前一桶水他会留下，后一桶拒收，因他认为“佃户会放屁，有臭味”(110)。涟水西乡奋官庄地主朱子龙，有3个客庄、2000多亩地、50多家佃户、4个大炮楼，“他门前的马桩上，经常吊着佃户打得”。佃户徐兆标因拿他家一个馒头给乞丐，一家13口被罚跪半天，并被罚洋200元。最后把徐逐出庄，所有财物。从此连乞丐都不许上他。马树本替他当差，解手时间稍长，他令人打得马树本大小便失禁。胡广才因探亲，误了一天庄差，回来后他拿枪就打。经多人求情，最终打了40皮鞭。“他打人时，要叫人向他笑，否则认为你被打不愿意，打得更厉害。”(111)
在地主的下，平民没有生命权。涟水塘西区乡长井泉五，有12顷地，庄丁孙培伦妻替他做饭时糊锅，井令孙将妻，孙因妻怀孕，不忍下手。井喝道：“三爹命令，非打不可。”孙杀妻(112)。峄县王海槎之子王致平因一名16岁使女答话“犯上”，先用烙铁烙，后用皮鞭抽，再活活(113)。
潘正芳回忆：
记得有一次，我从古邳上县城，途经魏集北门，曾目睹一桩惨事：夏××的狗腿子，向农民魏树德要租粮没有要到手，竟然把魏的年轻妻子带走抵租，魏妻有两岁多的小男孩跟着哭喊，的狗腿子一刺刀戳死小孩，把孩子扔多远。还说：“去狗肚里喝汤吧!”(114)
连汪伪也认为，徐海地区，“七八年来除直接受到军队的灾害外，更有着地方上恶的压榨，他们唯一的借口是‘通八’，如果不遂，便联络实行那最的‘’，在七八年中也不知被了多少人，有时更把被人底家属叫他们在旁看着”(115)。东海南岗区日伪区长(下同)刘海如等，人命29条。沭阳韩山乡杨士同等人命19条。宿迁北部沂河区土楼乡王洪波8人，维持会长王守巡9人，最奇的连律师王维英也4人。沭阳章集区葛子玉仅1941年8月27日在仲湾就仲兆奎、仲兆彬、仲兆喜、仲兆佑、石广仁及仲跻昌之妻、葛明俊之母、赵廉(后被勒死)等(116)。沭阳小店区朱开富人命28条，薛棣西人命15条(117)。沭城某区长张晋民的百姓超过10人(118)。宿迁北部蒋记临陵乡长陆永禹，仅于陆沟、西欧棋盘一带，即33人，死者妻子，大都被、(119)。张敬轩在，先后130多人，以致该村多年很少看到男人。刘村一妇女拒奸，被掷入水井，因井中尸骨太多，未被淹死，爬出来二三年不敢露面(120)。
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中，集各种于一身的大地主，既然把自己土地上的佃户视为农奴，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对其土地上的妇女拥有性。20世纪20年代中国会的一项决议案指出：“地主又在批耕约中时常：如欠租的时候，地主得直接其家产。……甚者虽其妻儿，亦把来抵租。”(121)一位无主义者指出：豪绅“在和平的们间，他可以任所欲为。人民的财产就是他的财产，人民的妻子，就是他的妻子”(122)。狄超白写道：“地主强夺人妻，农民闺女，也算不得希[稀]奇。”(123)苏北豪绅之大，甚至可以强占县长的女儿。盱眙县日伪县长郭济川只有一女，“非常疼爱”，“长大供其读书”(124)。1939年，郭女竟“被仇集豪绅宋振中仗势强娶为妾。该女备受宋妻，过着佣人生活”(125)。郭济川终也无可奈何。一般平民妻女的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综上所述，近代苏鲁社会掌握、经济、行政等的大地主，构成了社会的上层，他们掌握的绝对导致了绝对。经济与人格相对的中间阶层极为弱小，在苏鲁社会中基本上没有影响力。因而，这种哑铃型社会经济结构中，无法强势集团的种种侵权行为，自然无法强势集团的初夜权要求。
地主本身并不意味着。但利用故意制造社会不，从而使自己成为利益集团的大地主，则是的象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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